形而上体验的语言
人类体验中有一个领域是无法在西方语言中找到真正合适名词来形容的，因为它是诸如宗教、形而上学、神秘主义这类事物的基础，但它不等同于其中任何一个。我指的是终年性质的体验，它被描述成一种对上帝的或多或少的直觉感知，这个上帝也可以是终极现实、终极境界、宇宙本质、或者其他任何可被说出的名字。
根据欧洲和亚洲古老的精神传统所说（这些传统囊括了各种生活方式和思想，它们之间的差异巨大，比如佛教和天主教），这种体验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成就—— 它是那个终极目的，人类的存在对于它是有序的。
但是根据现代逻辑哲学所说（诸如科学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此类），这样的说法简直毫无意义。虽然它承认也许会有一些有趣的令人愉快的神秘体验存在，但如果认为它们蕴含了形而上学的特征，认为它们形成了一个对终极现实的体验，则是完全不合理的。
这个批判与其说是基于对体验本身的心理分析，不如说是基于对类似上帝、终极现实、绝对存在这样的通用概念（所有这些都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名词）的纯粹逻辑分析。这篇论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具体描述这个批判的步骤，因为每一个现代哲学的学生都应该很熟悉了，同时也没必要对逻辑论证本身提出异议。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看似有点执迷不悟地）把现代逻辑哲学的基本论点视为对形而上学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它使得我们能前所未有地摆脱困惑去评估形而上学术语和符号的真正特征和作用。
但是这种评估并不像罗素（Russell）、艾耶尔（A·J·Ayer）、莱兴巴赫（HansReichenbach）等这样的逻辑哲学拥护者所提议的那样，说是一种贬值性质的。因为这些拥护者们并不满足于当一个逻辑学家，从而导致逻辑哲学对形而上学以及宗教所做的积极贡献被湮没了。由于某种对宗教和形而上观点的情绪上的偏见，这个逻辑批判被当成了辩论中的手段，甚至还被用于了宣传，而其动机则更多地来自于情绪而不是逻辑。
拿一件事来证明就是存在（Being）这个概念是没有逻辑含义的。顺着这个继续说又是一个不错的证明，这个概念（以及那些类似的形而上概念）被当作了诗意而不是哲学，而“诗意”这个说法带着强烈的“呸-呸”的含义。它暗示着或许是这些宗教和形而上符号的“诗意”引发了那些非常强烈的、鼓舞人心的情绪体验，但它们只不过是战争时期的“艺术”，是生活的非必要品。严肃的哲学家把它们视作迷人的玩具—— 意指它们是用来点缀生活的，而不是真把它们理解成玩具—— 这有点类似于一个医生用一个来自南太平洋的土著面具装饰自己的办公室。所有这些都只是明褒实贬。
当那些逻辑哲学拥护者们试图贬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深刻见解的价值时，那些自称是信仰捍卫者的人们大部分都在四处找寻着能在逻辑哲学领域中击败它自己的方法，虽然收效甚微。总的来说，大部分成功的反击看上去只不过是用“呸-呸”以牙还牙，就如同艾耶尔、莱兴巴赫以及他们的同伴用哲学交换语法学这样的讽刺一样。
然而在西方哲学和宗教这样的环境下，这种情况并不让人吃惊，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宗教和形而上的观点一直都和科学和史学的观点差不多。我们普遍理所当然地认为，“存在着一个上帝”这样的命题同“天上存在着星星”是一样的。像“所有事物都有生命（Being）”这样的主张一直都被认为与“所有人都终有一死的”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甚者，“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已经被当成是和“电话是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的”一样的一种关于历史的陈述了。
因此诺斯洛普博士（Dr.F.S.C.Northrop）指出的科学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当然这是基于两者都把“真实（truth）”看作是一个客观现实的结构，同时即使看不见，它的本性也是确定了的。确实，科学精神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一种心态，从肯定命题的角度来讲，就是一种很想知道那些自然规律无法解释的、看不见的事物的心态，一种想要知道躲在事物表面之下的真相的心态。因此基督教神学和科学就如同占星学和天文学、炼金术和化学一样，彼此间有了历史上的关联，它们都构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来解释过去以及预测未来。
但是基督教没有像炼金术士一样消失。随着现代科学的崛起，神学扮演了一个问题最多的角色。它对科学持有很多不同的态度，从把其看作敌对的教义去谴责，然后通过调解和适应，到了最后的一种类似回避的态度，它认为神学所谈及的那个存在之本质是科学探索无法到达的一个领域。纵观整个过程，神学家和科学家都曾假设过，这两个学科采用的是同一种语言，是对同样的客观事物（确定了的真相）产生着兴趣。确实，当一些神学家谈及上帝时，就像是有着“一个客观的、超自然的实体，它不受我们的思想以及这个感官世界所支配”，这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语言与那些科学家们有什么不同。看起来上帝是某个特殊的事物或事实—— 一个客观的存在 ——我们感觉器官的波段以及科学仪器无法感知到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超自然的。
这种存在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立场和科学或历史学立场之间的困惑仍是未被澄清的，当然，这就很难看出现代逻辑哲学是如何为形而上学做出积极贡献的了。在一个神学体系中，上帝扮演了一个科学假说的角色，那是一种解释和预测事物发展的方式，我们可以很容易证明这个假说没有让我们增加任何知识。一个人无法通过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来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如果每件事都是因神的意图或许可而发生，那么“上帝的旨意”就会变成仅仅是“发生的每件事”的代名词。在逻辑分析中，“每件事都是上帝的旨意”就变成了重言式（tautology），即“每件事都是每件事”。
长话短说，到目前为止，逻辑哲学对形而上学所做的贡献是被全部否定的。结论似乎是这样的，进过逻辑审查，整个形而上学说所包含的要么是重言式要么就是废话。但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全盘“揭穿”只是因为它在西方被理解了—— 认为它包含着富有意义的、传递着有关“先验对象（transcendentalobjects）”信息的陈述。亚洲哲学家却从未持有“形而上学的陈述传递着积极的信息”这样的看法。它们的作用不是为了标明“真实（Reality）”是一个知识对象，而是为了“治愈”一个心理过程，方法则是让一个人用各种虚构的问题去阻挠自己、折磨自己。对于亚洲思想而言，“真实”不能被表达；它只能通过除去不真实，除去矛盾因素以及荒谬的思考、感觉方式才能从直觉上被认知。
逻辑哲学在这一方面上的主要贡献就是证实了一个观点，长久以来印度教和佛教对这个观点一直都很清晰，但在基督教传统中或许就没有被那么广泛地认知。这个观点就是试图去谈论、思考、了解那个终极实在（ultimateReality）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认知论（epistemology）是想知道已经知道的，本体论（ontology）是想定义“是（is-ness）”，那他们无疑就是循环的、无用的程序，就好像试图去咬自己的牙一样。商羯罗（Shankara，印度经院哲学家）在卡那奥义书（KenaUpanishad）的一段注释中说到：
对于所有能成为知识对象的事物而言，存在着一个与众不同的确定性的知识：但它又无法成为那样一个知识对象。那便是梵（Brahman），因为它是那个知者，知者可以知道其他事物，但不能把它自己变成一个它所拥有的知识，同样的，火可以烧其他东西，但是不能烧它自己。
广林奥义书（BrihadaranyakaUpanishad）中也以同样的方式说到：
汝不能见见之能见者也；汝不能闻闻之能闻者也，汝不能思思之能思者也，汝不能识识之能识者也。
或者用中国的禅诗来说：
水不洗水，刀不斩刀。
物理学在研究能量本质的尝试中也遭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就像形而上学一样，它进入到了重言式和废话的领域，因为它试图去研究电子，但它所使用的工具却正是电子本身，从而整个工作陷入了循环。爱丁顿（ArthurStanley Eddington）在《物理世界之本质（Natureof the Physical World）》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着非常经典的陈述，我要冒着被说过时的风险引用一下：
我们可能忘了曾经有段时间我们想要知道电子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都没被解决……某些未知的东西正在做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理论的全部。它听起来并不像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理论。我在别的地方读到过类似的东西：
“许多又粘又软的绳子，在一个蜂窝状的空间内不停回旋绕动。”（摘自《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作者自编的名为贾巴沃克（#Jabberwocky）的诗，意为“无聊、无意义的话”）
它有着一样的运动方案。其运动的本质一样是不确定的，那个在运动之物的本质也是不确定的。
爱丁顿继续指出，如果不理会这种不确定性，物理学就能“交出成果”，因为电子（原子中那个未知的东西）是可计算的。
有八条又粘又软的绳子在氧的蜂巢中回旋绕动，有七条在氮中。通过确认一些数字，贾巴沃克甚至会成为科学。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如果氧的一条绳子逃掉了，那么它或许可以乔装打扮变成氮……把物理学中基本实体其本质的未知性翻译成“贾巴沃克”这个主意可能并不坏；只要提供所有不会改变的数字值—— 所有可被测量的属性，对它来说一点妨碍都没有。
这里显现出来的要点是，我们在物理学中所计算或测量的，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感官数据，从根本上讲是未知的，同时可能是不可知的。
就在这个时候，现代逻辑哲学抛开了它的问题，转而把注意力放到这样的设想上：这个不可知之物不需要也不能再来困扰我们了。它断言那些物理上和逻辑上都没有被解决的可能性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但这样的断言无法去除掉一般人对类似电子、能量、存在、意识、或“真实”这样的不可知之物的那种古怪的感觉。我们无法去了解它们这样的事实使它们都变成了陌生人。只有一个干燥的大脑才能避开它们——一个只对逻辑结构感兴趣的大脑。一个越是丰富的大脑，也就是其感知和思考能力一样强，它就越会“沉溺”于奇怪的神秘感觉中，这个神秘感便是来自于对所有事物本质上都是不可知的这个事实的深思。所有你对这个“东西”所做的陈述都无意义的。而且更奇怪的是，这个不可知的东西也是组成另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事物的基础—— 那就是我自己。
西方人对秩序和逻辑有着一种特有的激情，以致对他而言，生活的整个意义就在于使所有的体验条理化。所谓的条理化就是它是可预测的，从而为“有把握的打赌（safebets）”做基础。对于那些生活和体验中逻辑、定义以及秩序（即我们感觉中的“知识”）所不适用的领域，我们会倾向于表露出一种心理上的抵触。对于这种类型的大脑，不确定性领域和布朗运动是完全让人为难的，而一想到所有事物都可以被还原到一种我们无法思考的东西时，就更让人不安了。感到不安是完全没“道理”的，因为我们虽然没有能力去知道电子是什么，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自己的宏观世界中去预测它们行为的能力。
我们的抵触并不是因为害怕那个未知之物会引起某些不可预测的行为，尽管我怀疑就算是最坚强的逻辑实证论者也必须承认当面对死亡这个未知之物时还是会有一些奇怪的感觉。这种抵触是一种基本的来自于大脑的不情愿，此类大脑想着的是它通往成功、秩序以及控制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它感到如果生活中的某些领域无法被有序化，那它理所当然地可以把它们忘掉，同时转向那些可以被有序化的领域——这样就能继续维持那种成功的感觉、那种大脑能胜任自己的感觉。对于纯智力而已，智力上的限制便是一种耻辱。但对于那些不只是一个计算器的人来说，令人困惑的东西也是美好奇妙的东西。面对不可知的事物让他和歌德一样感觉到：
一个人能获得的最高成就就是惊奇；如果一个基本的现象能让他惊奇，那就让他这样满足吧；没有更高的东西可以给予他了，同时他也不需要去那背后继续探求；因为这已是极限。
在这些我们讨论的形而上或神秘体验中，这种感到惊奇的感觉—— 它有着各种各样的深度和微妙之处 ——是两个主要部分之一。另一个是一种解脱的感觉（印度教中的Moksha），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领悟，领悟到大量的人类活动就是那些不真实的、纯粹虚构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是达成那些我们不曾渴望过的目标的方法。
思辨的形而上学（speculativemetaphysics）——本体论和认识论 ——是那些虚构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心理上的，同时并不局限于哲学家或是宗教人士的脑袋）的理性一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些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循环——试图去知道知者，试图用火烧火。这就是为什么佛教把解脱、涅槃说成是从轮（Wheel）中得到解放，把寻求真实说成是“寻找一头你正骑在它上面的牛”。
当我们去研究类似本体论问题所基于的假设时，这些循环问题的心理依据就变得很清晰了。是什么样的思想和感觉的前提条件，引起了人们努力想去了解“本质”、“存在”、“能量”？很显然，一种假设就是这些名词都有着对应的客体——该假设的成立条件是，在这个假设之下必须存在进一步的假设，那就是“我”这个进行了解的主体，必须是某种与“本质”这个客体所不同的客体。如果经过最后分析，发现“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同“我是什么？”是完全相同的问题，那么很明显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是循环的、无用的。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清晰，形而上学的认识论问着“我是什么？”或者“那个有着意识的东西是什么？”，却没有意识到存在着一个那么明显的循环。显然，这类问题可以被如此认真地对待仅仅是由于某种不合逻辑的想要获得一个答案的感觉。
这种感觉——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讲很常见 ——无疑就是一种“我”，这个主体，是独一无二的、单独的感觉。除非在某些方面上我对自己感到陌生，否则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想去知道我是谁。但是只要我的意识感到它被从自己的根源分离了、隔绝了，我就会觉得这种没有逻辑意义的认知论问题充满了意义。因为我会觉得意识是“我”的一种功能——却没有察觉到“我”，那个自我，只是意识的另一个名称。那么“我是意识”这样的陈述就是一个隐式的重言式，它只是在说“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功能”。在唯一条件下可以脱离这种循环，那就是当“我”这个字的意思比意识及其内容包含得多得多的时候。但在西方，这不是这个字的常用意思。我们把“我”当作自觉意志（consciouswill），同时不承认我们在无意识下所做事情的道德权威和责任——含义就是这样的行为不是我们的主动作为，而仅仅是事件“发生”在了我们身上。当“我”被等同于“意识”，一个人就会觉得自己被隔离、孤立了，连根拔起的实体就会在虚无中“自由地”表演了。
这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无疑是造成西方人心理上的不安全感的原因，使他们产生了给他们全部的生活体验强加上秩序和逻辑价值的激情。虽然“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功能”这种说法相当荒谬，但似乎也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去知道那个把意识作为一种功能的东西。那个知者—— 心理学家称其为潜意识（有点自相矛盾）——决不是它自己的一种知识。
意识（那个自我）只要拒绝承认“它无法了解它自己的根源”这一事实，它就会感到无家可归。但只要认识到这点，意识就感觉有了联系、生了根，即使它不知道和什么联系上了，在哪里生了根。只要它仍保有自给自足的妄想，保有全部胜任（omni-competence）、个人自由意志的妄想，它就意识不到那个支撑着它的未知物。根据我们熟悉的“努力反向定律（lawof reversedeffort）”，这种对未知的拒绝会带来不安全感，然后导致所有令人沮丧、不能忍受的问题，导致人类生活的恶性循环，从高尚又无用的本体论到强权政治这样的粗俗领域，人人都假装着自己是上帝。警察国家（百分之百的安全和有秩序）为了规划规划者、看守看守者、研究研究者而制定的那些可怕规定，正是思辨形而上学所探索之物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对等物。两者的心理成因都来自于意识的不情愿、自我的不情愿，不愿意去面对它们自己的限制，不愿意去承认已知的本质和根源是未知。
不管你把这个未知叫作梵（Brahman）还是空话（Blah）都没太大关系，虽然后者通常表示去忘掉它的意图，而前者则是去牢记它。将它牢记心头，努力反向定律就会在另一个方向上起作用。我意识到我的真正本质，是完全无法被抓住或了解的。它不是“我”——一个表明它是某样东西的词语，它是非感知（non-sense）和非事物（no-thing），这就是为什么大乘佛教管它叫真如（Tathata），比较好的翻译或许是“嗒-嗒（da-da）”、空性、虚无或是不确定。类似地，吠檀多派（Vedantins）有说，“Tattvam asi（你就是它）”——根本不给它一个确定的名称。一个试图去了解、抓住自己的人，会变得有危险，正如一个人掐住自己的脖子一样。相反地，一个真正知道他无法抓住自己的人会交出自己，放松，变得安逸自在。但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去除了这个问题，也不会停下脚步去质疑、感受、察觉自我认知的不可能性。
以现代西方的宗教心态而言，这整个对真实的否定处理方法是不可理解的，因为这种方法表明了这个世界是建立在一堆无意义且反复无常的流沙之上的。对于那些把理智看作秩序的人来讲，这是一种纯粹让人绝望的学说。然而在五百多年以前，一个天主教奥秘派者是如此说上帝的：“我们可以通过爱得到和留住他，但通过思想却决不能”，只能通过“不知道”才能知道上帝，只能通过“玄妙的无明”才能明了他。他所说的爱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心灵状态，这种状态只存在于一个人通过了悟它的不可能性后开始不再抓住自我、不再把事物有序化、不再当宇宙的独裁者的时候。
在当代，逻辑哲学提供了一种相同的否定手法，它告诉我们，在所有我们认为已经抓住了、确定了、或仅仅是标出了真实的陈述中，我们都只是说了些废话。当舌头想要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时候，最可能出现的情形就是变成了绕口令。正因为如此，逻辑哲学的规程只会令那些把这种对绝对（Absolute）的定义臆断为定义了所有事物的神学家和形而上学者们感到不安。但是对于印度教和佛教的哲人以及一些天主教奥秘派来说这是相当明晰的，诸如“梵”、“真如”、“上帝”这样的词不是表示某样事物，而是表示非事物。它们是一种知识上的虚无，就如一扇窗是被它的窗框勾勒出来这样。
然而逻辑哲学却吹毛求疵，它表示无意义的陈述以及对其的感叹并不构成哲学，因为它们在知识上毫无贡献——意思是它们无法帮助我们预测任何事，无法为人类行为指明方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正确的，但它漏掉了很明显的一点：哲学（智慧）在于其陈述同在于其空间上的是一样多的，在于意识到什么是不可知的同在于意识到什么是可知的也是一样多的。但是我们必须让这个真理更进一步。知识不光只是知道如何（know-how），智慧也不光只是预测和安排。当人们试图去安排、控制这个世界以及他们自己，去超越某种限制的时候，人类生活就进入到了一种虚幻的恶性循环中，而这些“消极的形而上学”至少可以传达一些积极的劝告，使这种过度的努力放松下来。
但除此之外，它们还有着一种更为重要的影响。它们把逻辑和意识思维“融入”到了不确定矩阵当中，与我们在所有事物的根源中找到的无意义结合在了一起。那个关于人类生活以及哲学的任务只能在预测和有序化中才能完成的假设，关于“无意义的”是无价值的假设，以哲学“精神分裂症”告终。如果人的全部工作就是拿着逻辑为混沌而开战，去确定那些不能确定的；如果“善”是合乎逻辑的，而“恶”是难以预料的；那么逻辑、意识以及人类的大脑就与它自己生活和能力之源相矛盾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形成我们这个大脑的过程是无意识的，在这个宏观世界所有的可见秩序之下，躺着的是微观上不能确定的无意义之物，那条“回旋”、“绕动”的“绳子”叫做能量—— 对于它我们毫无所知。所有事物来自于无（Exnihilo omnia fiunt —— everything from nothing）。但是这个无是个非常奇异的事物。
逻辑哲学似乎仍未面对这个事实：“无意义（nonsense）”类的术语对每个思想体系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与无价值大相径庭。去构建一门“封闭系统”性质—— 严格地定义它所使用的每个术语 ——的哲学或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哥德尔（KurtGödel）曾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数学逻辑证据：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而希尔伯特（DavidHilbert），现代数学把这个观点作为一个完全未定义的概念。正如刀可以切别的东西但不能切自己，思想使用工具去定义，但是工具不能被定义；逻辑哲学本身也无法逃脱这样的限制。
举例来说，当逻辑哲学断言“真实意义就是可被证实的假说”时，它必须认识到这句陈述本身如果没办法被证实那就是毫无意义的。类似地，当它坚持说唯一的现实就是那些经由“科学观测”导出的“事实”时，它必须认识到它还未也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事实是什么？”如果我们说“事实”或“事物”是用名词来作象征的体验片段，那么我们仅仅是把对“无的不可约元素”的定义从“事实”转移到“体验”上而已。一些基本的无意义是完全无法避免的，而试图构建一个完全自我定义的完备思想体系就是一个重言式的恶性循环。语言中几乎无法省掉“是”这个词，然而字典只能告诉我们：“是”是“存在”；“存在”就是“是”。
如果必须承认对于任何思想体系肯定需要哪怕一个无意义、不被定义的术语，那么我们就已经承认了形而上学的原则，即所有“事物”的基础或根本是一个超越感觉的难以定义的（或无穷的）无（nothing）——总是从我们的理解和控制中溜走。从分类、“自然化”的角度讲，它是超自然的；从测量、“物质化”的角度讲，它是非物质的。这种承认正是对其完满的一种信仰（faith）——认识到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顺从”于一个生命本源（life-source）、一个超越自我的自己，它远在我们思维定义和行为控制之外。
信念（belief），就其在流行的基督教中的意义来说，还达不到信仰。因为其对象是一个被视为拥有一个确定本性的上帝。但如果上帝是一个已知的拥有确定本性的对象，那他就是一个偶像，对上帝充满信念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因此就在驳倒绝对（Absolute）这个概念（一个这样的“事实”：什么样的陈述和决定是有意义的）的过程中，逻辑哲学对宗教信仰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以它的对照面作为代价，即宗教“信念”。当逻辑实证论者因为谴责偶像崇拜而不知不觉地同希伯来先知站在了一起的时候，这些先知们被发现同那个高尚的形而上学传统为伍了，在印度教和佛教中，这种传统已经把废除偶像作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
简而言之，在印度教和佛教中，形而上“陈述”的作用既不是为了传达一种对绝对（Absolute）的肯定信息，也不是为了指明一种对“绝对成为了一种知识”的体验。用《卡那奥义书》中的话说就是：“知梵者知其不知，不知梵者以为其知。”通过不知而知道真实（Reality）就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一个人的自我不再同它的体验相分离，一个人不再感到自己是一个孤立的逻辑化身或意识化身，不再与那个“回旋”“绕动”的未知分开。如此他从轮回（samsara）中被释放，从轮（Wheel）中解脱，从所有那些不断用类似知道知者、控制控制者，组织组织者这样的不可能的任务折磨自己的人类（就像一条头脑不清的衔尾蛇，不断吃着自己的尾巴）的心理牢笼中解放出来。
（译自Alan Watts的<Become What You Are>）
